散文 走过托福园

送行者

赖国芳

周末,我在托福园弹琴,眼角瞅见一对夫妻带着儿子走进病房。过一会,妈妈和儿子走到我身边,说:看,弹琴的。我偏过头向他们微笑示意。妈妈大约四十岁,看起来有些疲倦,手圈着儿子的腰,像在保护他。儿子只至她肩膀,眼神里混杂着期待与茫然,脸上有明显的唐氏症候特征。

儿子摇动妈妈的手,表示要走开。他们在附近的沙发坐下。妈妈拿起报章翻阅。儿子有点坐不住。妈妈指着广告页上的一排商品,说:是这个吗?他摇头。又说:是这个?他又摇头。忽然,他指着另一格,笑起来说:这个这个。妈妈翻开另一页,他欢喜地说:又一个!转身搂住妈妈。母子两人,在天地间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相拥。我的琴声,因此变得轻柔和温馨起来。

另一头,护士在升降梯的出口处设上布韦。我暂停弹琴。梯门打开,一群人走出来,一张床随即被推出,移至走廊尽头的小房间。这间房是病人在托福园最后停留的地方。他们的躯体将被接走,为葬仪作最后的洁净与妆饰。过一会,一名中年妇女从房里走出,沿着走廊讲电话:你好,你好,我们是潮州人,拜观音的,你们的安排是怎样?

也许病人走得太仓促,身后之事,家人尚未准备周详。有时,床还没被推出,已有一架车子守在走廊末端,几个人在一旁待命。这些工作者通常是中年男人,静悄悄躲在角落抽烟,刻意避开别人的目光。时间一到,他们手脚俐落地把躯体移到车上,迅速开走。留下惶然的亲人,像一群迷路的孩子。

近几年,运载遗体的车子已改成封闭式。一名资深护士告诉我,以前有用货车改装的,顶上披盖布帐,三面通风,遗体躺在车厢里,路人探头就看得见。她悉心照料的病人,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,尊严没有受到应得的维护,令她揪心。然而,她明白,这事不能怪在工作人员头上。毕竟,在这个社会里,殡仪服务不是一个体面的行业,成员令人害怕,甚至受人白眼。如果有选择,许多在职者都会毫不犹疑的离去。

在日本电影《送行者》里,主角是一名失业的大提琴师,和妻子从东京回到家乡。他在报章上读到一则“服务远行者”的广告,赶去应征,原来是一份为死者入殓的职务。为了生计,他瞒着妻子,勉强接受。他第一次参与入殓,是为一名在家中孤独死去两周后才被发现的老女人。他为女尸清洗、打扮和化妆,在回家的路上,因身上的怪味,在公车上被人嘲笑。回到家,妻子正在准备晚餐,他看见光秃秃的鸡尸,一时控制不住,呕吐不已。

后来,妻子发现真相,以怀孕为由逼他辞职。她说: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,爸爸这个“恶心的职业”?许多波折后,妻子接纳他,他也原谅父亲在他年幼时的离弃。

这是一个关于领悟、接纳和忏悔的故事。故事中有这么一个拐点:师徒两人赶到丧家,已经迟到。死者的丈夫不悦,对他们的职业表露轻蔑。老师道歉,跪在尸体前,在家人众目睽睽下,为死者化妆。他一步一步,恭敬且细心,仿佛在雕塑一件艺术品。最后,那位丈夫泪流满面,惭愧地说:谢谢你,她有生之年,从未如此美丽。

香港作家西西,在其成名作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里,讲述70年代,一名专职为遗体化妆的年轻女子。因为长期在阴暗的地方工作, 她的肤色苍白。为了方便出入工作的地方,她脸容朴素,常着素白衣服。她初识的男朋友,喜欢她这个样子,以为她的工作是为新娘化妆,却不知道,“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,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体上的防腐剂的气味吧了”。在她准备向他表白的那个约会,男友带来一束巨大的花朵,非常非常地美丽。他很快乐,她却很悲伤,因为,在她们的行业中,花朵,就是诀别的意思。

文章没有揭晓,她说出真相之后,男友会不会接受她。四十年后的今天,他会吗?我们会吗?

我们畏惧死亡,所以害怕殡仪人员。这些人,在焚化或下葬前的最后几天,把遗体打理得体体面面。假如我们不懂得尊敬他们,那么,在最后的路途上,遗体躺在三面透风的货车里,车子停在交通灯前,距离旁边作舌的摩托骑士,不到三尺。这怨得了谁?

而,像我这样的一个琴师,在遗体经过我身后之时,我伫立静默;在病人还有气息之时,以恭敬的琴声相陪,如此而已。

中年妇女讲完电话,匆匆地消失了。剩下那对母子,在一个炎热的午后,躲在阴凉的角落里互享体温。他们在报章上找寻特殊的广告,沉浸在简单的快乐中,哈哈大笑,翻过一页又一页,一页又一页。


《走过托福园》系列
初稿于2014年2月23日

摄影:Christopher Bur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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